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中国道路的开辟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意义。这种意义不仅表现在它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没有过时,用自己的实践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也表现在用自己的实践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一些不合时宜的结论。研究后者显然要比研究前者艰难得多,但这并不说明研究后者不比研究前者来得重要。着重探讨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伪"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中国道路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无市场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道路使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变得不合时宜;中国道路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存在缺陷;中国道路意味着必须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思想。
农民主体性是指农民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能动性、自觉性、自主性。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方式和农民解放两条主线出发,围绕农民主体性发挥和发展的历史作用、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社会环境和表现、农民主体性的历史性生成和发展的未来可能性、农民主体性发挥和发展的途径等几个方面阐述他们关于农民主体性思想的基本见解,展示出系统性的农民主体性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对寻求农民主体性发展新思路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个人素养是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是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不竭动力,实事求是精神是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基本遵循,孜孜不倦的刻苦学习精神是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资源背景。对列宁文化建设思想进行梳理,就是要把从马克思主义者导师那里所学习到的精髓用于文化建设,从而推动我国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
民粹派将俄国传统的村社经济称为"人民经济",鼓吹"人民经济"具有资本主义经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是通向社会主义的理想经济。他们不仅以工人与土地是否完全分离为依据,将19世纪末的俄国手工业纳入"人民工业"范畴,还将"人民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纯属人为培植结果。列宁则认为,被称为"人民工业"的手工业已经是资本主义工业,只不过是尚处在"不发达的萌芽状态"而已;进而提出,资本的本质与其发展程度无关,不能以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为标准衡量俄国资本主义。这对于我们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列宁创立了科学的金融资本理论,这一理论内涵十分丰富。基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论著的文本源流,可以从原典渊源、理论构造、当代效应等角度来诠释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对列宁金融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理清其学术思想的理论渊源,不仅为我们继续探究金融资本提供方法论指导,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亦具有理论指导和现实启发作用。当今经济金融化的趋势更加凸显了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一书不仅"中肯"地介绍和评价了法国唯物主义哲学,还运用大量篇幅阐释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学说,并且突出强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一元论性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的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然而可惜的是,该书的原稿已经遗失,而现有的中文译本所据以翻译的外文原本并非最初的稿本,致使目前的中文译本存在诸多误漏之处。为力求准确掌握普列汉诺夫的思想精髓,继而通过最接近于作者思想的俄文版本重新翻译此书就成为必要之举。
考茨基认为,从回应重大实践需求和理论诉求的角度出发,不仅需要界划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内涵,更要清楚地说明这种历史观的世界观基础。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其核心内容包含经验论和辩证的方法这两个理论支点,在此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应用到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可以说,考茨基的问题指向和思考路径,对于我们准确厘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等重大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反思性价值。
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引起了哲学家们的广泛关注,他们先后从不同的立场对其进行了阐释和改造,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生活世界理论的深入探讨使其从科学批判走向了社会批判。尽管他们在回归生活世界的征程中没有开出现实的药方,但这些不同的视角为人类重新认识现实生活指明了方向,为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夯实了基础。因此,探讨生活世界理论,有助于我们反思人类生存状况和拓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马克思的生产工具思想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蕴意,他认为,生产工具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工具在本质上是人的外化功能体,机器的本质是代替人的技能,生产自动化是机器本质的充分表现,机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机器劳动"是机器时代的活劳动形式。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工具本质的认识可以引申出以生产工具演化为微观演化机制的马克思主义演化经济学,可以认为生产工具的本质是引起科技革命的最强大动力。马克思关于机器本质的认识是当代生产工具形成与演变的理论基础,机器的本质是从技能自动化向智能自动化演进的逻辑起点,而机器本质的扬弃将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命运。马克思的生产工具思想的传承需要发掘和重现"机器劳动"概念的理论价值。
市场经济不是无"主义"经济,而是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个人收入主要分配形式、由人民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满足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实现共同富裕为经济发展目标的经济,不是以私有制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仅根据"自由平等、自主自愿、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精神"而选择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不是消灭了剥削和奴役而且能够通过市场作用自行调节各种关系和矛盾的和谐经济,而是以剩余价值生产为生产目的和本质特征必然造成两极分化的剥削奴役工人阶级的剥削奴役性经济。
资本与劳动是构成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的社会力量,劳动权利与资本权利的均衡与和谐是和谐劳动关系的最基本前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急需劳动权利与资本权利的均衡。劳动权利的缺失与资本权利的膨胀是我国目前劳动关系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严重影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我们必须从强化劳动权利和控制资本权利两方面入手,使两方面权利达到均衡,从而达到劳资两利、双赢共享。对资本权利的制衡是我们当前解决劳资矛盾和冲突的重中之重。
美国的法律制度规定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与反补贴的裁定中具有独立性并坚持经济标准取向,但一直有声音质疑其在裁定过程是否真的能够超越政治。建立一个分析框架,选取适当的变量,有助于检验影响其裁定的因素。以2001年至2010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过程所受到的影响因素为例,研究发现:在社会层次,申诉者势力成为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的主要因素;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领头羊,中国成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反倾销与反补贴裁定的最主要对象。由此可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反倾销与反补贴裁定过程并非如美国法制设计那样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依然无法超越政治的红线。
安倍第二次就任日本首相后,利用国内外场合积极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将它作为实现日本内外政策转变的政治招牌,声称要把日本由"热爱和平却无所作为"的"消极和平主义"向"积极缔造和平"的国家转变。"积极和平主义"是安倍政府在内政、外交、安保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战略理念,目的是借维护和平之名,对外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华实施围堵,对内逐步突破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和政治军事大国化的双重目标。
文化是影响一个民族或国家战略思想、战略原则和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对日本现实战略的制定起着重要而持久的影响作用,深入分析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特性,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日本右倾化产生的历史根源及未来发展走向,增强忧患意识,提高战略环境认知和判断的准确性。
近代以来,随着中日两国国力的逆转,以及日本奉行侵华政策,使得中国人的日本观经历了亲日、师日、疑日、仇日乃至抗日的变化,日本形象则从诚实、可亲演变为阴险、狡诈,反日逐渐成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常态。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形象是由政府官员和文人墨客的访日游记、小说、报刊的报道以及日本对华行动所塑造的。
加藤弘之所引介的伯伦知理国家主义学说是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的主要理论基础,其中央集权性和权威主义倾向是促使梁启超转向国家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从伯伦知理的学说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找到了共性,这一共性就是伯伦知理的有机体理论(有机体由内部向外部自然发展的力量)与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进化力量的契合。梁启超的国家主义转向,是其通过对明治思想进行深入考量和对近代日本政治运营态势准确判断后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和合理调适,深化了他对国家发展和未来建设的长远思考,是在更高维度上的探索,蕴含着其对国家现实和未来的深邃思考和缜密洞察。
"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的宝贵资源。新形势下,"四大考验"仍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张考卷。弘扬"赶考"精神,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积极应对"四大考验",是当前执政党建设的重中之重。
毛泽东诗词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族复兴的雄心壮志,抒发了排除万难的壮烈情怀,包含着反复实践的科学真理,凸显着千锤百炼的党性品格,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行的巨大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境界的生动写照。
宋徽宗时期仅有学术之禁,并不存在诗禁。徽宗的崇道灭佛行为与士大夫阶层中思想上的三教融合形成巨大分歧,引起士人的不满,进而对北宋后期诗坛产生深远影响。元祐旧党子弟及其同情者在诗歌中极力推崇陶渊明,表达对陶渊明人格精神及诗文创作的赞美,与宋徽宗的崇道形成思想层面上的对峙。同时,在现实中元祐旧党子弟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愿,并没有践行诗歌中的理想,追随陶渊明而走向归隐之路。这种反差是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一方面元祐旧党子弟出于承担儒家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与徽宗实行政治上的和解与积极的经济改革密切相关。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概括我军政治工作11个优良传统时使用了"一整套优良传统"的表述。这11个优良传统之"一整套",逻辑结构严谨、内在关系紧密。从工作实践来看,"一整套优良传统"包含着政治工作实践的三个基本层面;就理论依据而言,"一整套优良传统"体现了军队建设八个方面的辩证关系;从时代价值来讲,"一整套优良传统"具有相互联系的三个维度。
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既是政治工作创新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更是习主席向全党全军提出的战略任务。新形势下,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应转变思想意识,克服工作中"人治化、随意化"问题,牢固树立"尊法崇法,依法办事"的法治观念;深植工作实践,克服工作中"形式化、运动式"问题,坚决落实"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常态标准;强化体系监督,克服工作中"官僚化、家长制"问题,努力构建"人人参与、严密全面"的监督体系;打牢保障基础,克服工作中"简单化、经验化"问题,有效提供"科学系统、专业优质"的保障支撑。
时代性是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生命活力的源泉,其实质在于"与时俱进、与兵同行"。当前,社会价值多元化日趋明显,彰显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须综合发力。在目标指引上,持续用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凝聚共同价值追求;在内容构建上,博采相关学科研究成果提升理论的现实解说力;在方法省思上,注重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加快推进教育模式创新;在实践落点上,真正凭藉教育者自身魅力赢得基层广泛认同。
新形势下,党情国情军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必须紧贴时代发展要求,培育官兵具备科学思维;聚焦政治工作时代主题,及时调整充实教育内容;把准官兵时代特点,注重改进创新方法手段,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可靠政治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蓬勃发展,作为积极心理学重要研究内容的正念训练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美军将正念训练纳入部队心理健康训练实践,在应用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和预期效果。研究正念训练在美军的应用现状,对于我军心理训练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1世纪以来,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学界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施方法主要从理论与实践关系、主客体关系、心理学等角度展开研究,具体有灌输式教学、参与式教学、讨论式教学、互导式教学以及辩驳式或例证式教学方法。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施效果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也出于种种原因产生了创新滞后的现象。
<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整个战略布局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
<正>"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军队好干部标准,是新形势下发现好干部、培养好干部、选用好干部的根本原则。落实军队好干部标准,必须按照习主席"两个坚持""三个导向"和"三严三实"要求,完善选用机制、匡正选用环境,真正使好干部有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完善基层一线培养锻炼干部机制,立起注重基
<正>积极心理学关注个体的积极体验,以激发受教育者内在的积极力量为目标,强调积极心理品质对人的主导作用。积极心理学视域下的官兵挫折教育,教育者应以积极态度解读挫折和困境,引导官兵获得积极认知和积极情感体验,最大限度发挥自身潜能,以积极的人格品质与人生态度战胜挫折。
<正>以军校特色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育人导向。军校特色文化是军队院校广大官兵在长期的办学育人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深深植根于军队院校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其建设的方向正确与否,关系到院校办学育人的根本指向。一是坚持政治性。军校特色文化的建设必须立足于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和先进军事文化的发展趋势,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正>承载理论建设使命,探索民族复兴智慧;破解政治工作难题,搭建建言献策平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是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直属的南京政治学院主办、全军唯一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和院校政治理论教学的重大理